当一个女孩被起名叫“招娣”“引娣”“来弟”的招娣们时候，似乎一生就被诅咒了，媒体这样的改名规定该改改带着明显封建残余的名字，不仅难听，遇阻也给她们带来了实际的招娣们伤害，她们从小就因为这样的媒体名字，被同伴嘲笑、改名规定该改改孤立、遇阻霸凌，招娣们总被恶意地提问：“你有没招来弟弟啊？媒体”

哪怕成年后顶着这样的名字进入职场，还是改名规定该改改遭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异样眼光，有HR面试时因为这样的遇阻名字，问应聘者：能不能长期出差？招娣们会因为家庭里需要照顾弟弟的原因，没法胜任吗？媒体“招娣”的名字自带着原生家庭的创伤，将“重男轻女”的改名规定该改改偏见写在了身份证上。

“招娣们”想改名，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。有的派出所领导和户籍民警很同情“招娣”，当事人只花费了20元 （身份证换领的费用），用几天时间就把名字给改了，但是，更多的时候是漫长的等待和拒绝。

这就得从法律制度上审视中国公民的姓名更改权。从1980年代的《民法通则》，再到2021年正式生效的《民法典》都明确规定了公民有更改自己姓名的权利，但这项民事权利的规定却撞到了行政规定的硬墙上。因为更改姓名是民事权利，但是改了名能不能由公安部门登记，却是属于行政法体系，而让人遗憾的地方在于，我国有关变更姓名的规定居然还是1958年制订的！

姓名登记是行政登记行为，直接的规范基础是1958年的公布《户口登记条例》，其中只有一条相当原则性的规定：“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，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”同年，公安部三局发布《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》第九条规定，“年满18周岁的人，要变更现用姓名时，应适当加以控制，没有充分理由，不应轻易给予更改。有充分理由的，也应经派出所所长或乡长批准，才可以给予更改。不好决定的，应报上一级户口管理机关批准。”

1958年的这个《初步意见》“年代感”满满，事实上是授权由派出所所长决定能不能改名字，而且囿于时代，也没规定对申请改名被驳回之后的申诉、复议等救济渠道，也没有规定公开的听证程序。这么一来，《民法典》（过去的《民法通则》）明确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变更姓名的权利，变成需要由派出所内部审批，而且没有公开审议的程序。应该说1958年有关变更姓名的规定，主要是从方便行政机关登记的角度规定的，不是权利本位的，而是行政本位的。

这么一来，“招娣们”想行使变更姓名的权利，就变得困难重重，因为缺乏明晰的规则，且为了防范有犯罪分子通过变更姓名逃避法律打击等风险，很多一线的派出所对于变更姓名就变得非常的谨慎，结果“招娣”这种明显带着封建残余的名字，就得不到及时变更。

受害者也不仅是“招娣们”，2019年，安徽固镇县村民“某落后”以姓名常被人取笑为由向当地派出所申请变更姓名，但是派出所坚持认为这个名字“不违反公序良俗”，没有给登记变更，“某落后”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没得到法院支持。

法学教授刘练军就曾发表《姓名登记条例学者建议稿及理由》一文称：现行户口登记条例相关规定相当简陋，给姓名登记实务造成了立法匮乏的困境。的确，姓名权作为一项《民法典》规定的权利，应该有合法行使的空间，滞后于时代的1958年的有关规定该及时修订了。